1916年10月，我出生在河池县（今金城江区）保平乡下落村，这里与东兰毗邻，小时候就听说东兰有个了不起的韦拔群。拔哥曾经派农军包围保平团局捉拿局董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。这便是共产党留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
    1934年，我到县城简易师范读书，班主任刘春涛邀韦景光、覃天铭同学和我到他房间，送给每人5本书，辅导我们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几经教诲，共产党深深地烙在我脑海中。

    1937年春，刘春涛调南宁民团干校当教导主任，邀我到干校当图书管理员，介绍指导员张镇道和覃景秀与我认识。他们常到图书馆阅览，覃景秀辅导我学习毛主席写的文章，刘春涛辅导我读列宁文选的有关篇目，又邀请我参加抗日歌训队，星期日上街演出，鼓励群众抗日。后来，我才知道他俩都是共产党员，覃景秀是党支部书记。这不是组织上有意培养我吗，我恍然大悟。

    卢沟桥事变后，民团干校教官都上前线抗日去了，我却因抗日无门而苦恼。1939年春，覃景秀在陆军一七○师政治部任秘书，写信叫我去当宣传队队员，我立即辞职赶到桂林，加入了宣传队。

    不久，宣传队被撤销，我被派到一七五师五二四团高射机枪连任指导员，由此学会了机枪射击技术。1939年冬，鬼子逃出广西，部队到防城钦州驻守海防。在国民党部队，我亲眼看到官兵不平等，士兵挨打骂，当官的吃空饷又武装走私，腐败透了。更令人愤恨的是，部队镇压爱国学生，逮捕进步人士。气愤之余，我就离开国民党部队，1941年回到河池。

    1944年6月，右江地下党领导区镇到河池来开辟新区，是年9月，成立中共河池特别支部。从此，河池的革命运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进行。

    回到家乡，我先任图书馆长，区镇成立了一个干部训练班，我担任教师。1944年11月，日本鬼子又进犯广西，我回到老家保平乡下落村组织抗日队伍，击退鬼子30多人，保护了群众的利益。

    鬼子投降后，国民党发动内战，我在地下党县城联络站工作。1948年秋，我回到保平组织成立武工队，夜袭保平驻敌，在那冷坳伏击保安团。1949年4月，我带武工队到光隆，与另外4支武工队对下坳形成合围之势，特支书记卢继馨邀我到亮岩，我举起右手，面对毛主席肖像和党旗，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    我入党后，全身有使不完的劲，带领队伍战斗在刁江两岸，解放了西南公路以南的12个乡，东兰河东五个乡及宜山的弄六乡，各乡村都建立人民政权，贫苦农民开始当家做主。

    在解放战争中，河池武工队不断发展壮大，共有1400多人，后奉令编为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桂西十支，有五个大队五个独立中队，我任三十二大队长。后来三十二大队扩编成立一个独立营，我任营长。不久，我带领部队开赴长老阻击外逃的国民党一○三军，与一路尾追的解放军将敌包围，敌人全部投降，俘敌副军长兼三四七师师长潘汉逵官兵以下1400多人，河池全境解放。

    1952年剿匪结束，组织调我到军校学习，学习结束后，回到宜山军分区参加“三反”学习，我被强加“贪污光洋和大烟，私买枪支”等莫须有罪名，一夜成了大“老虎”，被开除党籍、公职，戴上脚镣手铐关入大牢。我向广西军区申诉要求处理，军区调查组到河池调查后认定，五项罪名全是虚构！恢复了我的党籍军籍和行政职务。

    1953年军队大调整，军委规定：干部转业，战士回乡生产。宜山军分区却强迫我回乡当农民，因为我有文化，经战友们帮助，到环江中学任教师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我被批为“牛鬼蛇神”，成了一名“牛倌”。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党为我彻底平反，恢复党籍。还把我从环江调回河池，任地下党处理办公室主任，不久，又任河池县政协主席。

    我1986年离休，颐养天年，其乐融融。回顾坎坷一生，教育引导我参加革命，成为一名战士，参加了解放战争，为人民作出贡献的是共产党；受到冤屈和迫害，为我平反解除痛苦的也是共产党。不仅如此，党还把我的5个小孩培养成大学生接了班，党赐给我的恩惠，比山还高，比海还深，使我终生不忘。